道教养生学发展史的五个阶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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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是世界各大宗教中，唯一倡导尊重人生，追求人类健康长寿，希冀得道成仙的宗教，故它乐生、重生和贵生。并在长期实践中，创立了系统的养生理论，寻求到科学的养生方法，撰写了大量养生著作，形成体系庞大、包罗万象的道教养生学。道教养生学，堪称中国传统养生学集大成者。

道教养生学的出现，并非偶然。它渊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原始巫教，是先秦神仙家思想、老庄道家炼养学说及秦汉方仙道、黄老道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道教养生学的源头是从带有传奇色彩的伏羲氏开始的。伏羲当年仰观、俯察创立八卦，代表着八个方向，形成了一个图式，奠定了符号学的基础。

《易·系辞下》 上说：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 可见太极八卦是我们先祖从观察天地万物而得来的。

伏羲之后，黄帝将医学、哲学、卜辞等引入其中，遂使道家成形，亦开创了道教养生文化的先河。如今我们都自称是炎黄子孙，却不知道教之祖非老子一人，黄帝才是道教真正的创始人，所以道教的学问也被称之为“黄老之术”。鲁迅曾说过，“中国根底全在道教”。

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都可以在道教找到根源。黄帝是道教、也是道教养生学的创始人。

自黄帝之后，从道教发展史上看，道教养生学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。

代表人物是老子、庄子，这一阶段奠定了道教养生学的理论基础，并得以广泛实践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，是以老、庄为代表的。他们的学术思想是道教养生学的理论基础。道家所主张的“道”，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。自然界万物都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，道即是其基本法则。《道德经》中说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，就是关于“道”的具体阐述。所以，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，即“是谓深根，固抵，长生久视之诺，才能够使人长寿。这是道教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。道家思想中，“清静无为”、“返朴归真”、“顺应自然”、“贵柔”及动形达郁的主张，形成了道教养生理论，对以后道教养生学的发展，起到很大影响和促进作用。

第二阶段是秦汉时期。

此阶段，各种养生之术俱已成型，尤以守一、内丹、房中术、符箓最为系统。

西汉初期，道家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，并且将阴阳、儒、墨、法等各家思想充分地吸收进来。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“论六一要旨”云：“凡人所生者，神也，所托者形也。神大用则竭，形大劳则敝，形神离则死。……神者生之本也，形者生之具也”，“形神骚动，欲与天地长久，非所闻也”。可以看出，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、养神的思想。

汉武帝既崇尚儒术，又祟信神仙，于是方士们逐渐将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结合，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。宣称“养神保真”之法，可以长生不死，得道成仙。事实上历代道家养生名家几乎都是以其养生术而传世的。

此时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，如外丹、内丹、服气、吐纳、服饵、辟谷、存思、导引、行蹻、动功等等，这是将古代所流行的养生之术，皆吸取进来，加以发挥 ，形成完整的养生学系统。

东汉道医张仲景，除了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，博采众长，著成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外，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。

1、养慎。养慎即调护机体以顺应四时之变，仲景认为：“若人能养慎，不令邪风干忤经络，……病则无由入其腠理”（《金匮要略·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》）。明确指出，注意四时变化，外避虚邪贼风，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2、调和五味。仲景特别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，“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，食之有妨，反能为害，……若得宜则益体，害则成疾，以此致危”，因而“服食节其冷热、苦酸辛甘（《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》）。明确指出，饮食之冷热、五味之调和，以适宜为度，方可起到养生作用。反之，于身体有害。

3、提倡导引。仲景对导引吐纳也十分重视，他主张用动形方法防病治病，如《金匮要略》中云：“四肢才觉重滞，即导引吐纳……勿令九窍闭塞”。

张仲景的上述养生思想，具体体现了中医防治结合、预防为主的原则。

东汉时期的道士魏伯阳，总结了前人经验，著成《周易参同契》三卷，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练气的理论和方法。同时，亦如实地指出了金石对人的危害。书中有关气功的论述，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。而其所述炼丹之术，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。

第三阶段是西晋至唐末

这一阶段道教养生学进入成熟期，形成顾四时、调情志、节饮食、宜小劳、慎房事、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的养生理论和实践，内丹与外丹混合修炼。

西晋道士葛洪，精研道教理论，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。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，首先提出“养生以不伤为本”，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。葛洪对于导引、吐纳等养生术也十分重视。在他所著的《抱朴子释滞》中指出：“行气可以治百病，……或可以延年命，其大要者，胎息而已”。首次提出了“胎息”功法，并详述其要领。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，他在《仙药》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、茯苓、地黄、麦冬、巨胜子、楮实子、黄精、槐实、菊花等，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，确有抗衰防老、益寿延年的作用。当然，他的金丹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，但在化学上却是一大贡献。

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，精于医学，通晓道家思想，“十岁得葛洪神仙传，昼夜精研，便有养生之志”（《梁书·处士传》）。他辑录了“上自农黄以来，下及魏晋之际”的许多养生文献，而成《养性延命原》一书，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。全书共二卷分为：教诫、食诫、杂诫、服气疗病、导引按摩、御女损益等六篇。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，概括起来，大致有：顾四时、调情志、节饮食、宜小劳、慎房事、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。《养性延命录》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，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，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，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
隋朝时期的气功继承了两晋南北朝的练气成就，练气术被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。《诸病源候论》所载导引法二百六十余式，用于健身，治内、外、妇科等疾病。在《周易参同契》的基础上，继承许逊之说，当时，多称练气养生法为“内丹术”，练气术叫“修丹”或“炼丹”。隋以后至唐，内丹之术曾兴盛一时。也有外丹与内丹混用的情况，致使服食外丹而毙命（外丹多为铅汞等有毒成分做成）者亦不少见。

唐代道士孙思邈躬身实践，其学术思想兼融医、道、佛于一家，著有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，其所创“调气法”、“导引法”简明易学，较适合老年患者需要。王玄览著《玄珠录》论述气功状态下的特殊生理功能作用。司马承祯著《修真秘旨》、《坐忘论》、《服气精义论》、《天隐子》等书，应用练气术健身摄生预防，延年却老。还有，钟离权认为练气养生法是持身之大道；吕洞宾主张习练内气以补阳为法；王泰用练气养生法防治老年病；施肩吾著《养生辨疑诀》认为“学道可以长生”，还著《钟吕传道记》，阐发练气的各个方面，为练气的防治应用做出了有益的贡献，等等。连文学家白居易也作《求玄珠赋》和《动静交相养赋》，阐述练气术的动静作用，对后世很有影响。

第四阶段为宋元明清

这一阶段道教养生诸派渐归内丹一途，出现了南宗、北宗两派，也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养生理论和方法。宋元时期练气术的发展，儒道释医各家都有一定贡献。理论上集三家（道、儒及释）之长融为一体。实践方面用以治疗各种神形失调性疾病，尤以健身、防治老年病见长。

基本理论方面，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应用太极、八卦知识，说明整体与局部、动与静之间的辩证关系，对练气认识动静之间的变化是一大促进。以后，朱熹继承其说，兴理学的研究，有“主静”、“德性”、“存心”诸说，客观上促进了练气基本理论的发展，并应用理论指导实践。

宋元时期道教养生专著很多，如张君房辑的《云笈七签》，是道藏辑要，被后世誉为小道藏，除宗教教义、教规的论述外，较多的是练气著述。张伯端的《悟真篇》提倡悟性，是宋代很有影响的内丹专著，与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、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黄庭经》并列为道家四大经典。陈泥丸的《大道歌》论述内丹养生延年的作用，曾慥的《至游子》认为内丹健身“能通道化，虚明则通”，白玉赡讲述的内丹有“万法归一”、“精神与气常保全”的理论，影响更为深远。

在继承前人养生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，在道教内部，逐渐形成南北两派的内丹学说。

北宗是宋末元初陕西人王重阳祖师所创，其丹法以性修圆明而得丹。关于北宗丹法，于心性要求严格，在寂静虚空中，得清净水源之药物发生，然后采取水火既济，大丹成就。当代学者胡孚琛在其《丹道十二讲》中说：“北派功夫先从入静炼性起修，把最难的一关放在前头，往往十多年下去还是无法达到心如止水，铅虎不生难降汞龙，如何凝成一块紫金丹呢！当今社会竞争激烈，学术界的学者们也是‘日与心斗’，难得有静心的条件，因之南宗丹法成了一条较实际的入门途径。”

南宗是北宋时期浙江天台张伯端创立，经五祖白玉蟾发展形成。以先命后性为其功法大要，以大丹结就而练化真性，《悟真篇》是其代表著作。南宗主张以内丹为修仙的不二法门，以性命双修为其内炼大旨，务以得丹为修炼起手法则，所以称为“先命后性”。其法以玄关妙用为鼎炉，以元神元气为药物，以真意为火候，通过内炼，使身中真阴真阳凝聚不散，结成大丹，从而使性命相合，达到人体身心慧力完美和谐、长生久视的目的。

金元时期，道教对修炼内丹也多有发挥。刘完素说 “饮食者调其形，起居者调其神”，李东垣认为“夜半收心，静坐片时”可“升发元气”，朱丹溪主张“调息养神”。马丹阳著《神光灿》、《洞玄金玉集》也同论内丹。谭处瑞著《元珠歌》、《落魄歌》对内丹也多有益之论。丘处机著《摄生消息论》、《大丹直指》可以说是内丹养生学专著。

明清时期，内丹健身强体应用较盛，儒、释、道各家都有专论。著述有兰茂所著的《性天风月通玄记》，提倡人与自然相应。李时珍著《奇经八脉考》，说明经络是修炼内丹时气血运行的通道。其他医家的论著里，多有阐发内丹养生的专篇。如徐春圃在《古今医统》里说：“摄生之要，莫大乎存想。”他还介绍了多种动功功法，防治疾病。龚廷贤也在《寿世保元》中介绍了内丹养生的具体做法：“每子午卯酉时，于静室中，厚褥铺于榻上，盘脚趺坐，瞑目不视，以绵塞耳，心绝念虑，以意随呼，一往一来，上下于心肾之间，勿急勿徐，任其自然。坐一柱香，觉得口鼻之气不粗，渐渐和柔。又一柱香后，觉得口鼻之气，似无出入，然后缓缓伸足开目，去耳塞，下榻数步，偃卧榻上，少睡片刻起来，啜粥半碗，不可作劳恼怒，以损静功”。《普济方》沿《圣济总录》之道，也引录内丹养生法作为健身强体、防治疾病的方法。李士材著《删补颐生微论》并附修摄法二十五条，可以说是二十五个练气功法。《医门法律》有“和畅性情”之论，实际是应用练气调节精神。李梴提倡导引健身，有开关法、起髀法、开郁法，用以调理血脉，疏通关节，强壮身体，祛邪治病。更为突出的是龚居中应用练气，治疗“咳嗽齁喘，肺病劳瘵”。清陈士铎有先春养阳法，先夏养阴法，先秋养阴法，先冬养阳法，与自然一一相应，调节身体各部之阴阳。沈金鳌在《杂病源流犀烛》中录有“运功规法”，并在内科杂病证治（药）之后附练气疗法。还有医家用以治五官疾病，用之广泛，不胜枚举。

第五阶段是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

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，半封建的社会。与此同时，逐渐兴起全盘否定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恩潮，对民族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，使道教养生学也因之而濒于夭折，道教养生著作很少，理论和方法亦无任何进展，处于自发地、缓慢地发展阶段。

从民国初年开始，在知识分子阶层中，道教养生学得以一定发展，当时静坐较为风行。上海蒋维乔的《因是子静坐法》是当时静坐法的代表作。之后，他又专心学佛，改习止观法，写成《因是子静坐法续编》。

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在党的宗教政策指引下，道教养生学也因之得到较大发展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随着国家的强盛、人民生活的富裕，政府更加关注民生、关注人民的健康；每个家庭，每个公民，也都更重视提高生活质量，关注自身的健康长寿问题，故而使道教养生学，得以快速发展，出现了蓬勃向上局面，呈现历史最佳发展期。

这一时期出现许多研究道教内丹术的专著，如《性命要旨》、《丹经指南》、《大成捷要》等。与此同时，还出现了一些内气周流循环示意图，如“内经图”、“丹成九转图”、“修真图”、“炼性修真全图”等。这些图示比较形象地表明了内丹术的气行情况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（待续）